荣膺“国宝”的潘受:一代华夏文化宗师

潘受,又名潘国渠(1911-1999),南安乐峰人。潘受先贤19岁南来新加坡,初时担任教员,后历任叻报编务,1935年出任道南学校校长一职。中国抗日期间,他担任陈嘉庚先生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任秘书,负责草拟宣言、演词及其他重要文件,时方年29岁,已崭露诗文才华。

在南洋大学筹建期间,潘受协助创办人陈六使先生处理一切文书要务。南大成立后,他以其卓识宏谋,负起艰巨的责任,出任秘书长,从头做起,在重重的困难中,奠定了南大的根基,使南大日后建立了饮誉国际的声誉,实为南大筹创的元勋。

潘受先生除了才学广博,意志豪迈之外,治事通敏,写诗造诣甚高。他的书法刚柔相济,笔走龙蛇,灵活而有神韵,对历代书法家的真草隶篆曾下苦功研究,并取现代书法家多人的特长,而自成一家,有天马行空之势。

为而不有 南大元勋

南安先贤黄奕欢先生于1970年3月30日,在《海外庐诗》原跋中,引用南大创办人陈六使先生不时追念的话写着:“南大筹备期间,困阻重重,加上林语堂那一场风波的影响,精神的挫折,甚于物质的挫折,倘若没有潘先生(即潘受)重整旗鼓,毅然负起艰巨的责任,南大怕已开不了门;而在潘先生以秘书长名义的实际主持下,面对首四年最险恶的环境,却用最少的金钱,最快的步伐,达致远超预期的美满成绩,从而奠定了南大坚固的事业根基……我们几个人都认为像潘先生这样一位不怕逆境而功成身退,堪称为而不有的南大元勋,他的这部中文诗的著作经由南大中文学会的手,公诸于世,是十分有意义的……。”

黄奕欢先生的跋文已暗示潘受先生是南大元勋。笔者要补充,在南大初创时期,黄奕欢先贤也曾参与筹建工作,四处奔走,而他的精彩闽南语演词,显然还给人留下难忘的记忆,居功厥伟。

在《潘受诗集》一书中,潘受的公子思颖所写的一篇文章附录在内,名为《父亲的诗》,对潘受的诗有极深入的分析——

潘受诗文具正义感

潘思颖写着:……“(我)觉察到父亲的诗有超凡的气质与落拓不羁的味道,是一种古老的中华美学……(他)创作的叙事诗、哲理诗、题画诗、言志诗、说理诗、悼念诗、交游咏物咏史诗等等,处处都显示出强烈的历史感、正义感与世界感,扣人心弦。”

南大像一勾新月

在南大创办初期,南大生面对各方的压力,潘受把南大比喻为“一勾新月”,是表示他相信南大将像日月星辰一样永远存在,间接勉励早期的南大生要坚持下去,必须从困难中争取“永恒的真理”。

在1945年中期,太平洋战争的日本本土争夺战爆发,一颗原子弹向日本广岛投下,激起了‘冲天菌状云’,也掀开了和平的序幕,潘受先生写了这首诗,以表达对战争的心声:

一弹夷全市,冲天菌状云。

鬼神皆避易,血肉乍缤纷。

惩恶姑如是,于仁岂足云。

寇氛行早戢,也患恐弥殷。

潘受先通过这首诗,写尽了新科技所带来的恐怖威力,打倒强悍的敌人已不在言下,但他又立刻觉醒:这种人加祸于人的科技最终将不是好事。害人的科技姑且用之,但未来的世间患难将越来越大,后果也不堪设想。

热爱文化忠心耿耿

除了在诗书方面有卓越成就之外,潘受的热爱文化胸怀,也让他积极协助推动民族教育。

他在1998年8月26日接受南洋理工大学颁予名誉文学博士时,有很多人以为这是纯粹要表扬他在诗书方面的杰出成就,实际上他很早就是南洋大学创办人陈六使的左右手,是陈老先生的军师、文胆等,时时协助陈老先生排忧解难,表现非凡。

在南大创办初期,潘受先生任劳任怨,绞尽脑汁为陈六使先生撰写重要演词与有关文献,一心一意只为建立学府,培育英才。对人对事,忠心耿耿。

潘受先生的爱国爱民情怀,除了可从他所撰写的诗词看出来之外,他所执笔的《日本占领时期新加坡死难人民纪念碑志铭》也明显流露,例如其中一段写着:

“……这座纪念碑传达出新加坡人民的心声:战争是罪恶的!和平是神圣的!大国、强国需要生存。小国、弱国也需要生存。任何大欺小,强凌弱的行为,一定难逃历史的裁判与惩罚。冤不可结!仇必须解!新加坡人民时时与全世界包括日本所有爱和平、反侵略、反帝国主义、反殖民地主义的广大人民在一起! ”

获得荣誉实至名归

潘受所走过的人生道路并不完全平坦,但他逆来顺受,晚年赢回应得的荣誉,堪可告慰。在1958年,新加坡的英殖民地政府褫夺他的公民权,直到1983年,他才取回新加坡公民权。到了1995年,潘受被宣布荣膺“国宝”,令他感慨万干。

潘受在南洋大学初创时期的功劳是有目共睹,再配合他在诗书文化方面的成就与贡献,证明他一生所获得的荣誉是受之无愧的,值得我们向他敬礼!

陈嘉庚先生( 1874-1961 ):上世纪华侨侨领

从一八七四年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的出生到一九六一年北京的逝世,陈嘉庚的 一生,是中国民族主义由萌芽、开花到结果,东南亚殖民地统治由高潮走向低潮的过程。在这时代冲激与变革的过程中,他曾挺身领导星马华族以及东商亚华族,在社会、经济、教育与政治事业上奋发图强。他的浓厚的乡国观念、社会责任感、办事毅力、倔强的精神以及其政治眼光,使陈嘉庚成为星马以及东南亚华族社会的一位杰出的领导人物。

企业建设

陈嘉庚一生的事业,首先由企业来奠定基础,然后才逐渐发展到教育、社会与政治各个领域。他的经济活动,始于一八九〇年。该年,十七岁的陈嘉庚,背井离乡,移居新加坡,在其父吊桥头的顺安米店工作凡十余年。不幸,其父于一九〇四年家道中落,顺安停业,陈嘉庚开始出来创造自己的新天地与新事业。陈嘉庚筹足七千余元为资本,先创设黄梨罐头制造厂,后开办谦益米店。一九〇五年,陈嘉庚在新加坡购地五百英亩,以种植黄梨,名福山园。一九〇六年,此福山园兼种十八万粒树胶种子,为其未来各企业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并使陈嘉庚于二十年代享有「马来亚的亨利福特」的美誉。从一九〇四年的创业到一九一〇年福山园的出售,陈氏的各企业共获利凡七十三万元。如果把陈嘉庚的各项财产加以估计,陈氏的全部资产似已在一九一〇年接近一百万元。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陈嘉庚一跃而成为东南亚华族社会中的少数资本家之一。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陈嘉庚已打进船务业,并于一九一七年开始把黄梨罐头厂改建成树胶厂,制造熟胶片,直接出售英美市场。于此四年中,陈嘉庚的各企业共获利凡四百五十万元。一九二〇年,陈嘉庚在闽南振兴教育,其胞弟陈敬贤主持陈嘉庚公司,把土桥头的树胶厂改建成树胶成品加工厂,开始大量地制造胶鞋、轮胎等商品,使陈嘉庚公司的树胶营业,扩展到胶品加工业的顶峰,并使陈嘉庚公司于一九二五年获利凡七百八十万元。二十年代的陈嘉庚公司各企业,已扩展到亚洲各地,每日顾工达万人以上,陈嘉庚俨然成为早期东南亚社会的工商业先驱。

一九二五年以后,陈嘉庚公司虽然大力发展其工商业于东南亚各地,其经济实力实际上已走下坡。该公司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为胶价败坏、财政周转不灵、银行借款过多以及银行利息过重。陈嘉庚公司的银行借款,一方面为扩展土桥头的树胶制品工业,另一方面为维持集美、厦大两机构的经费。再者,星马的树胶业同行竞争剧烈,复加上陈嘉庚公司树胶制品与日本制品在东南亚市场的竞争,使陈嘉庚公司年年失利。最后,陈嘉庚公司各企业受到世界经济不景气的严重打击,促使该公司於一九三一年改组为有限公司。一九二四年二月,该有限公司自动收盘,结束了陈嘉庚在东南亚的一页经济史。

倾家兴学

陈嘉庚的一生,自有其处理金钱的方法。他认为「贤而多财则损志,愚而多财则益过。儿孙自有儿孙福, 勿为儿孙作马牛,又谓「金钱如肥料,散播才有用」,再「念社会事业,当随时随力,积极做去。如欲待富而行,则无有可为之日」。做为一位身体立行的实践者。陈嘉庚承认「自民国初年,已准备将财产捐出」,在星马与福建省创办学校,振兴教育,为星马华族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努力,并为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而效劳。在新加坡,由陈嘉庚领导或参与创办的教育机构有:道南(一九〇七年)、爱同(一九一二年)、崇福(一九一五年)、崇本(一九一五年)、华侨中学(一九一八年)、南洋师范(一九四一年)与南侨女中(一九四七年)等等。此外,陈嘉庚尚于一九一九年捐资十万元以创办一所教会大学,此大学于流产后得到陈嘉庚的同意,把已捐出的三万元转赠予英华中学以为该校之理化基金。一九二九年,陈嘉庚亦慨捐一万元,作为莱佛士学院成立基金。以上两事,证明陈嘉庚亦支持英文教育的发展。在闽南,陈嘉庚自一九一三年创立了集芙小学以后,便倾资建立了集美师范(一九一八年)、集美中学(一九一八年)、集美幼稚园(一九一九年)、集美水产(一九二〇年)与集美商科(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一年,集美学校正式定名为「福建私立集美学校」,内分师范、中学实业(包括中学、水产科、商科)、小学与幼稚园四个部门。迨一九二七年,集美学校各部改称为「校」,计有集美男子小学、女子小学、男子师范、男子中学、水产航海学校、商业学校、女子中学、农林学校、国学专门学校。另设有幼稚园、医院、图书馆与科学馆等等。以上各校,仍以习惯,统称为集美学校。一九二七年以后的集美学校,饱受经济与政治风雨,今天仍然健全地存在与发展一九八三年集美学村的十所学校,共有学生凡六千六百余人。七十年来,集美学校共培养了中等以上的毕业生共五万七千余人。

道南学校旧校舍

爱同学校旧校舍

集美学校的兴建与发展,使陈嘉庚誉满南中国。但是,使陈嘉庚誉満中外的却是厦门大学(一九二一年)的创办与发展。陈嘉庚在其经济由盛而衰的时期,财政上支助厦大凡十六年,使他获得「倾家兴学」的美名。陈嘉庚的一生,在闽南牺牲了凡二千万元叻币的教育费,其集厦两校,桃李满天下,这是中国与亚洲近代史上罕有的事迹。

社会改革

在振兴教育之余,陈嘉庚尚以社会改良为已任,多方改革华族社会的组织与陋俗,并提倡慈善事业不遗余力,陈嘉庚非议华族的陋俗诸如跳舞、赌博、娼妓、鸦片营业的毒害、嫁娶作生日的排场与铺张,丧事的奢侈,迎神的迷信、星马华族交际应酬的浪费与风气败坏,以及中国江南停柩不葬等等。陈嘉庚亦常强调住屋与卫生的关系,主张建屋应多设窗户,以便新鲜空气流通与阳光充足。他也建议厕池缩减令蚊虫不生。此外,陈嘉庚还强调运动洗澡为健身之术。

陈嘉庚改革星华社会组织的思想始于一九二七年。在他的领导下,一九二九年完成新加坡福建会馆的改组,使该会馆有健全的组织。有民主的选举章程与有社会责任感的会务目标。改组后的福建会馆,各科都有进步。其教育科接办道南、爱同与崇福三校,及津贴新加坡闽侨所办的其他八校,以达到统筹统办的目的。经济科旨在增收会员并增加会馆的经济来源。总务与建设两科最大的贡献是一九三五年推动的华人丧仪的改革运动,诸如停柩三日出殡,停柩时亲友勿设宴与赌博等。福建会馆的慈善科,专门管理与处理闽侨在叻的社会福利问题。

陈嘉庚於一九二九年尚在新加坡主张倡设中华会馆及改造中华总商会。他反对商会旧章程所规定的分帮选举制度,认为商会选举及董事名额分配以帮界来衡量是不智之举。再者,他指出商会选举总理向由闽粤人士轮流,「不惟选不择才,且具地方主义」。此外,陈嘉庚认为是华社会有需要创设一中华会馆,为全侨服务。他建议此会馆应设有公共图书馆、体育场、游泳池、大会堂与结婚礼堂等,足以开化智识、健全身体。惜由于当时殖民地政府的反对,陈嘉庚的种种建议,未能如愿以偿。总之,陈嘉庚二十年代的超帮思想,是进步、民主与具有远见的。

和社会改革关系密切的是陈嘉庚的慈善业。他不但出钱赈济中国与南洋的天灾人祸与医病养老,且曾多次出面领导慈善募捐运动,诸如一九一七年的天津水灾、一九二四年的闽粤水灾以及一九三五年的河水山火灾等等。根据陈嘉庚的著作「南侨回忆录」的记载,陈嘉庚在战前所作的慈善捐共达助币五十万元左右。

陈嘉庚亲笔题诚毅两字

政治运动

陈嘉庚早年受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颇深,于一九一〇年在星加入反清复汉的同盟会,并于该年剪除辫发以示抗议满清统治。此后,他的一生的政治运动主要和中国的民族与政治命运脱不了缘。

辛亥革命爆发以后,陈嘉庚出面领导新加坡闽侨的福建保安捐,于九个月中共募得十二万钜款,以维持闽省独立期间的治安费用。这是以闽帮为基础的政治运动,是陈嘉庚初出茅庐的领导成就,时陈氏年仅三十七岁。福建保安捐奠定了陈氏的闽帮领导权与社会地位,使陈嘉庚更有胆识地推动二、三十年代超帮的政治与社会运动。

辛亥革命以后,星马华族社会政治与思想上分裂,有国民党勺与进步党之冲突与新旧商会之争。陈嘉庚洁身自爱,不偏不倚,使其成为二、三十年代「无党无派」的领导人物。二十年代的殖民地政府,取缔星马的国民党与左翼势力,这给陈嘉庚「无党无派」领导层崛起提供了有利机会。当一九二八年五月的「山东惨案」爆发后,陈嘉庚更出面领导为时九个月的「山东筹赈会」,为山东惨案的难民筹募了一百三十四万元叻币。以怡和轩俱乐部为总部,陈嘉庚领导了一个有组织与群众基础的政治运动,一方面筹募义款,另一方面则支持与推动排日货运动,因而加甚了殖民地政府的警惕性与恐惧心。金文泰总督不满陈嘉庚的排日言行,曾通函警告陈氏勿从事排日运动,否则后果严重。陈嘉庚忍受了四年的政治委曲,卒于一九三六年出面领导购机寿蒋与西安事变后的援蒋运动,时金文泰总督已退隐两年了。继以上两运动以后,陈嘉庚复以「无党无派」身份,出面领导星华筹赈会(一九三七年—一九四六年)与南侨筹赈总会(一九三八年—一九四九年),把星马华族以及东南亚华族组织起来,为中国抗日战争作出金钱、精神与物质上的援助与牺牲。在中日战争期间,东南亚的华族为中国国库输捐了四亿馀元国币的钜款,缓和了中国的财政危机。就以星华,社会来说,陈氏领导的星华筹赈会,深入全岛各区各阶层,组织了三十馀分会与三百馀支部,俨然如战后政党的组织形式与活动。根据英官方估计,星华筹赈会直接或间搂地发动了三十万华人的参与或献捐,这反映陈嘉庚在星华社会的号召力与影响力。日本南进星岛前夕,汤姆斯总督尚得请其属下三顾怡和轩俱乐部,邀请陈嘉庚出来领导星华动员总会,以支助英国防御星岛的民防工作。战后,退休英国的汤姆斯总督,曾多次赞扬陈嘉庚与星华动员总会对保卫新加坡的贡献。

在领导星华与南侨筹赈运动期间,陈嘉庚于一九四〇年慰劳访问中国凡九个月。陈嘉庚的中国万里行,亲身会见国共两党要人,并考察与了解重庆与延安两社会的实际情况,使陈氏对中国政局真象有了新的估计一向延安的政治转移。战后,陈嘉庚倾向延安的政冶转移,为东南亚华族社会带来了复杂的后果,诸如华族社会分裂成亲陈与反陈.亲蒋与反蒋的两个敌对阵营。陈嘉庚一九四〇年的延安行,对他本人亦有深远的影响,盖它加速了陈氏一九五〇年返中国参加建设的决定:换言之,陈氏一九四〇年的中国慰劳,扩大了他的政治视野,加重了他在战后所扮演的政治角色,铺下了他晚年的归宿。

一九四二年二月,日本占领新加坡。陈嘉庚避居爪哇凡三年八个月。战后的陈嘉庚,除了关心中国内战演变与领导反蒋的政治运动以外,尚关注亚洲的政治运动。他于一九四六年二月欢迎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到星访问,并在怡和轩俱乐部的招待会上支持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一九四七年,陈嘉庚攻击荷兰殖民地主义,并给印尼民族主义运动予道义上的支援。在寄人篱下的殖民地环境里,陈氏能够同情亚洲人民的独立运动,可说是难能可贵的。同年,陈嘉庚对马来亚宪制问题也作出了中肯的批评与建议。他主张召开各党派的圆桌会议以解决宪制问题,并主张华侨有选择公民权的权利。他重申华人应尊重巫人的特殊地位与权益,更阐明星马不应分离,立法议员应民选等事宜。

一九五〇年五月,陈嘉庚决定返中国参与社会及教育建设,并渡其晚年。他在中国,身兼多职,诸如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一九四五—一九五三年)及副主席(一九五四年—一九六一年)、人民代表大会执委会委员(一九五四年——九六一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一九四九年—一九六一年)、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一九四九年—一九六一年)。自一九五六年以后,陈嘉庚尚担任中国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他在中国的建树良多,其大部分精力集中在集美与厦大两校的工程建筑,继续使集美与厦门成为闽南的教育村与文化城。

德才双馨的李光前:为国育才的平民伟人

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新加坡和马来亚一带,李光前是新马历史上耀眼的名字,他兼备了实业家.银行家、慈善家、教育家以及社会活动家的代名词,而目是具备了华社领袖、公民知识分子身份的人物。作为东南亚首家华人跨国公司“南益集团”的创办人,被世人誉为“橡胶大王”与“黄梨大王”,是上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的全球十大华人富豪之一,闻名的慈善机构“李氏基金会”的发起人。1958年荣任新加坡福利协会主席,直至1964年。他担任华侨中学董事会主席长在18年,也是马来来大学名誉法学博士,新加坡大学首任校长。

李光前的一生轨迹,历经清朝帝制,中华民国、英属殖民地、马来亚联合帮、经济萧条、昭南时期、二战重建,反殖运动、学运激狂、工潮汹満、独立建国风云受幻的大时代背景。李光前的奋斗历程,他的坚毅人生,他的赤子情怀,他的高尚情操,是一段段激动人心的故事。是一股股催人奋进的力量。是一座座赖以仰望的高标。在新马社会各界心目中,李光前是位广受民众爱戴与敬仰的平民伟人,留给后人的不仅是硕果累累的物质建设,更难能可贵的是,令后世瞻仰崇尚的精神文化遗产以及大儒大德风范。

禀赋睿智 品学两优

李光前,又名玉崑,祖籍福建省南安县芙蓉乡(今南安市梅山镇竞丰村),诞生于1893年10月18日。其父李国专曾是塾师,南来新加坡经营截缝业。李光前八岁丧母,1903年随长兄玉麟从厦门南渡星洲(即新加坡),与父亲李国专暂宿在同乡林路(祖籍南安美林,新加坡抗日英雄林谋盛之父,又名林云龙。字专义)的后港店屋里,并就读于英印学堂,学习数学与英文,亦分别在养正学堂(崇正学校前身)读初小、道南学堂(道南学校前身)读高小,学习中文,使得李光前学贯中西,打下了良好的中英双语及数理基础。道南学校是本地早期闽南社群于1906年创办的学府。李光前是高小甲班学生之一。

光绪卅三年(1907年)间,在新加坡总商会会长吴寿珍(道南学堂总理)的资助下,马来亚侨生第一批回中国升学者,李光前、林邦彦、何葆仁等18人以道南学堂学生之名义,由通南学校校长马征祥亲身保送至南京暨南学堂深造。1911年考上北京清华高等学堂(清华大学前身),后又转校入唐山路矿专门学堂(交通大学前身)学习。当时正逢辛亥革命,李光前满腔热血奔腾.抱负不凡地剪掉辫子加入同盟会,投身于孙中山废除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运动中。

那时侯的唐山路矿专门学堂,由孙中山挚友赵仕北担任校长,孙中山曾到该校视察和演讲。孙中山当时说国民革命需要两路大军:一路进行武装斗争.建立平等自由的中国;一路学习世界科学技术,改变祖国贫穷落后之面貌。在座诸君不投身于锋镝之间,学习采矿、筑路与建桥,也是为了革命。”孙中山的一番话,影响了李光前。1912年袁世凯掌权之后,开始查封唐山路矿专门学堂,辑拿同盟会会员。面对动荡不安的时局,李光前只好停学,取道上海折返南洋,乘轮船回新加坡。

雄才大略俳满商海

李光前很早就涉足教育界. 肆业回到新加坡之后,便在道南学校和崇正学校教书,此外兼在《叻报》翻译电讯,A进入商界服务,后为华社侨领嘉庚赏识,1920年更成了陈嘉庚的乘龙快婿,婚礼就在他就读和任教的道南学校举行。1927年在马来亚柔佛州的麻坡自立门户,创立了南益橡胶烟房。柔佛州的麻坡,与邻近的马六甲原为华人先贤早期开辟垦殖树胶的发源地,南益橡胶烟房设立在那里,橡胶原料就不愁匮乏了。1928年李光前与林义顺之子林忠国合股组成“南益公司”由于经营有方,信誉卓著,业务日益繁盛,奠定了日后事业骏发之基石。

1929年世界经济大恐慌爆发,李光前于1923年曾参与小股的华商银行,为应付经济危机的打击而逬行改姐,李光前出任副主席.以大刀阔斧的手法,整顿经营。1932年新加坡三家华资银行,即华侨银行、华商银行、和丰银行进行合并.李光前初时担任副主席,自1937年1964年,27年来则一直担任主席一职。李光前发迹后,对社会慈善和教育事业,慷慨输将,两度担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1939-1940.1947-1948 )以及担任南洋华侨中学董事会主席长达18年之久,俨然是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杰出领柚。

普及教育 作育英才

1962年李光前以新加坡大学首任校长的身份,在就职典礼上致辞时.引用了古罗马雄辩家西塞罗的名言来阐明他兴学办校的教育现点:“我们对国家最好的贡献,莫过于为它教育青年”° 一代儒商李光前非常热心教育事业。他在1952年创设的李氏基金,其中75%用在教育事来上。李光前认为,教育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是至关重要的。个人能够得以安居乐业,社会能够健全繁荣昌盛,国家能够富裕强大进步,全赖教育的力量。因此,李光前积极捐资办学振兴教育,普及教育。凡是创办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在建设方面需要资助的,他都会慷慨捐助支持,李光前以商养儒普及都教育的功绩,书不尽书。

创办于1919年,现巳开办六年直通画综合课程的自主学校--华侨中学是受惠良多的中学学府之一。根据文献记载,殖民地时代的英国统治者设立英校的目的,只是培养一些当时所需的公务员,对于华文教育却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当时的侨社侨领陈嘉庚认为,小学毕业生均属十二三 岁的少年,失学非常可惜,就业却嫌太过年轻,所以倡议创办华文中学。

时代所需 华中诞生

于是在1918年6月15日假中华总商会召开赞助人大会,召集了当时15所小学总理:南明(林箕当)、培风(曾江水)、通德(苏双绊)、祟文(薛中华)、崇正(陈正岭)、宁阳(伍召南)、南强(雷善甫)、应新( 陈梦桃)、育英(陈有渊)、光亚(石霭云)、启发(何仲英)、兴亚(林启因)、养正(吴胜鹏)、端蒙(陈若愚)以及爱同(林推迁)等人,通过董事会章程,议决创办 “南洋华侨中”并推举陈嘉庚为总理。

继陈嘉庚校主以后,李光前1934年起担任第11届(1934-1936)、第12届(1937)第13届至第16届( 1938-1941)、第17届至第21厢(1045-1949)、第22届(1955)、第23届至第26届(1951-1954),是任期最长的校董主席。华侨中学,是新马第一家华文中学,当年的最高华文学府。李光前上任后,立即为华侨中学清偿拖欠华侨银行的7万元贷款,并捐献了50万元作为学校基金,迅速巩固学校的经济基础。20多年来,李光前扩建校舍,增添了不少设施如操场,改善了教学条件,并修建教员宿舍,保障了教师们的安定生活。每年所有的经常费和部分的特别费用,除部分由董事会及社会贤达募捐之外,绝大部分由李光前个人承担。除此之外,李光前还独资捐建了以他父亲命名的"国专图书馆"和“国专科学馆",使华中成为南洋著名的华文学府,为新马等地培育了众多杰出的人才。

平息学潮解决危机

李光前担任华侨中学校董主席,不仅仅是金钱上的支持,还有的是发自内心的关注与爱护,出于对教育的直正热爱,李光前为教育事业是呕心沥血的。上世纪50年代,当时新马实施紧急法令,马来亚联合邦与马共作战尚未停止。1951年英属殖民地政府一厢情愿,强迫青年学生投笔从戎。1954年5月起风波,英属殖民地政府决定推行“国民登记条例”强制18岁至20岁的男性必须服兵役。当时超龄的中学生担心接受军训期间,会被派往森林同马共作战,华校学生潮汹涌澎湃,近千名学生强烈不满,因而发起前往总督府要求免役的请愿行动。当时军警大出动,拘捕数十人。义愤填膺学子,多达2000多名,聚集华侨中学,一连20余天,举行静坐示威,要求释放无辜的学生,修改兵役条例。斗争势不两立,事态千钧一发!演变成新加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体学潮,即"五一三・事件(1954年5月13日至6月25日)。

当时,身在国外的李光前正在伦敦办事,接到吿急电报,不禁大惊失色,万二分的心痛,为了保住学校爱护学生,急如星火赶回新加坡处理此事。6月28这天,李光前来到华中校国.手无寸铁的学生们,群情激奋,团结一心高唱《团结就是力量》歌典激动人心。李光前上台,心中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斟字酌句才开口,以华语、英语及马来语表达。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告大家赶快离开,回到各自父母身边,避免发生流血事情。李光前喉头哽咽,感人肺腑,陈述以卵击石没必要。后来学生们同意以退为进,转移阵地前往中正中学。

另一方面,新加坡总督尼诰同首席部长马绍尔,紧急召集华校董事,到总督府商议对策。李光前与总督见面,为保护3000学子的安全,不卑不亢地与英国委派的总督协商。据知,当时总督疾首蹙额,厉声宣言,若劝说无效,只好封闭中正中学。李光前一听,心急如焚,奋袂而起说,华校诸多贡献,诉述创办何等艰辛。假如政府一意孤行,定要处置中正中学,那么,我主持的华侨中学,也要面临关闭。此话一出,总督不禁一楞,神情尴尬,宣称休息10 分钟再议。过后,取消封闭中正中学决定。会议继续进行。新加坡国宝级的诗人书法家潘受,当时在场目击,有感而发书写了七绝《芭蕉》:“如火骄阳每苦侵,锁香庭院昼沉沉。芭蕉攘臂无人见,暗替千花展绿荫”。骄阳、香、芭蕉、千花,分别喻指殖民当局、华文教育、李光前和莘莘学子。一个“锁”字贴切形容了当时的困境。

1954年6月7日,《南洋商报》刊载华中董事长李光前接见学生代表,劝导学生再检讨,勿造成华文教育更大危机。中学就读于华侨中学的邝其森说,1954年学潮时,李光前向学生晓以大义,态度十分诚恳,完全没有架子,让学生们很心服。在校董主席李光前的努力下,终于平息了这场风波。6月25日,《南洋商报》刊载,集结华中达22天的学生群解散,英属殖民地政府发表“七华文中学约法九章”。勒令各校采取所旬行动以“恢复校纪”。

高尚人格 官民敬重

1945年8月15日.二战时候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新加坡社会治安陷入混乱不堪的局面,百废待兴下的英属殖民地政府,不可能立即施行民政服务,只好军政及组织这政政府顾问委员会来管理新加坡,而且急需如集社会贤达和各党派代表,一起来共同协助维持二战后的社会秩序。刚回到新加坡不久的李光胆,亦受邀担任军政政府顾问委员会的17名委员之一,足见李光前在当时的声望之高。李光前对当地教育,博得当地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赞美。1957年,马来亚柔佛市苏丹授予李光前“拿督”荣衔,这是马来亚政府破天荒第一次把“拿督”荣誉职衔授予华人;1958年,马来亚大学授予李光前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64年,马来亚国家元首授予李光前“丹斯里”荣衔。

李光前生前喜爱中国古典文学。曾将老子《道德经》英译本印赠欧美朋友。他一生实践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信念。事业有成之后,通过严密的规章制度,运作自已伸出立的“李氏基金会”在国内外开展救灾扶贫,抚孤恤残的社会公益慈善工作,为国家为社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半个世纪来已持续捐输4亿多新元,广惠海内外难以估计的机构和人个。只要有一口气,李光前都会尽力推动文化和教育事业。1967年5月25日,离他辞世公七天,弥留之际,李光前还赞助出版《殖产橡胶拓荒人》一书。

一代完人 英灵不泯

1967年6月2日傍晚6时,李光前与世长辞,享年75岁。

噩耗传出.马来西亚、新加坡人民震撼无比,深感惋惜,哀伤无限。李光前临终前咐家人身后事一切从简,戒绝舖张浪费,遗体安排火化。有关丧事的安排,病危的李光前不忘强调细节,例如不做遗体告别仪式的丧礼,来宾只需在遗像前站定注目即可,不必为遗体裁制新衣服.只要穿上平时得体的衣物即可,在安葬骨灰方面的安排,李光前嘱咐家人不允许要求或授受特殊待遇,一切按顾序编号和一般骨灰塔的尺寸安排即可。所以,在丧礼上不用哀乐锣鼓,火化时唯买了一双五角钱的布鞋,换下原来穿着的胶鞋。

由此可见李光前重病在身,却从细节中体现了其毕生所坚守的原则与理念,表现了李光前严以律己的平民风范。家属按照李光前的遗愿,举行最为简单、 最不铺张的丧礼。然而.在无殡之日,前来哀悼、加入送殡行列的各界人士,竟然多达6000多人、出殡时涌集了长达里许的冒雨送行队伍,场面悲壮。李光前仙谢后的哀荣,体现了人们对他的无限敬佩与极度的崇敬。

自1995年起,华侨中学每年都会通过戏剧演出,轮流搬演对华桥中学有重大贡献先贤的故事。李光前就是其中之一。2008年,华侨中学在“光前行政楼”(前身为国专图书馆)前,竖立李光前全身铜像,以作为莘莘学子的楷模.除此之外,华侨中学也会安排中一新生通过校内文物馆的展览了解陈嘉庚和李光前的事迹.华中校长也会在周会上,从不同角度切入谈论陈嘉庚和李光前等先贤。目前,华侨中学已把陈嘉庚和李光前的故事,列入中二班级及中三班级的华文课文中。学校希望通过一系列的安排,是要灌输学生“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大爱精神和饮水思源的价值观。而且,也要学生牢记“今时今日的美好校园不是理所当然的,是如陈嘉庚和李光前等企业家对教育事业,无私的奉献成就的”。“杵臼之利,万民以济”,“修之于天下,其徳乃普”,高风亮节,典范永垂,李光前之遗泽,永存世间。

李天游:三十年代初道南校长

李天游先生是新加坡纸业的先驱。他最先于一九五三年,创设一间纸加工厂。今日他的新加坡纸品有限公司,是这一行业的最大规模纸品制造厂。同时也是一间赚取庞大外汇的厂家。

李先生于一九三八年开始着手制造业,在加冷路开一间小工厂,制造窗框、玩具和其他物品。不久战争爆发,李先生逃难到槟城去,一直逗留到战争结束。

一九四八年,他回到新加坡来,开始经营纸品业事业。他供应新闻纸给各报馆及文具商。李先生追述当年的营业时说,「生意很好,相当有利润」。

李先生事业的转折点是在一九五二年,当一间杂货店的店东向他申诉书说,目前本坡很难得到纸袋及其他纸品的供应。这一句话,打动了他的念头。

几个月后,他飞赴英国,购订所需的机器。一九五三年,新加坡纸品厂有限公司在盒巴实龙岗律建立起来了。

随着业务的扩大,该公司在阿历山大律建立了一间耗资五十万元的制造厂,于一九五九年开始生产,并大力寻求海外市场。

现在,每年的总产量高达三百万元,产品从卫生纸到纸袋,其中四十巴仙以上是输出到南非、非洲、中东、毛里求斯、柬埔寨、泰国、菲支、菲律宾、香港、印尼及澳洲。

现年59岁的李先生,是这间制品厂的董事经理,新加坡制品厂创办迄今十六年,生产量已增加十倍,从最初的廿四万元增至今日的三百万元以上。

李先生是上海大厦大学的毕业生,一九三一年当他廿岁时便南来马来亚,他被聘为吉打亚罗士打埠中华学校校长,为期两年,其后他移居槟城,并在该处创办了一间华文中学,一年后他被聘任为新加坡武吉智马华侨中学的教员及校刊编辑。他在教育界的服务,还包括担任过新加坡道南学校校长有两年以上。

他进入商界,最先是被聘为合作洛律南益饼干厂的经理,约两年。然后他加入南洋商报社为督印,一年后他离开该报馆,开始创立他自己的事业。

他在大坡大马路开了一间商店「天南」作为中国制造的银器及普通货品的本地代理商,同时为南益饼干厂的主要代理。

新加坡纸品厂开设后,在李先生策划经营下,该厂所制造的某些类纸品,主要是纸袋及卫生纸方面,占了很大部分本地的市场。

具有真正先驱者精神的李先生,最近赴欧美考察业务,并采购百余万元的机器,以便扩充营业,增加产品;如大卷筒捆,鸡蛋盘,不但要使产品多样化,也许能迎合大众的需求,他如胶皮,胶纸,新式卫生棉等,以上诸产品可望于明年上半年开始生产,届时所雇用的职工,将达两百人。

张国基( 1894-1992 ):曾任中国全国侨联主席

张国基先生于1894年3月10日出生在湖南省益阳县护城镇,4岁父亲去世。幼年在家乡私塾读书,1915年到长沙求学,考取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与毛泽东同窗五载。

1918年,张国基加入毛泽东发起的新民学会,开始接受新思想的熏陶。1919年“五四运动”时,他是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副主席。1920年,他远渡重洋,前往新加坡道南学校任教,井兼任华侨中学及南洋女中的教学工作,从此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1922年,张国基前往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担任北加浪岸中华学校校长。

1926年12月,一心牽挂祖国命运的张国基回国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1月他回到湖南长沙,同年4月,由毛泽东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2月,张国基接受毛泽东邀请,到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不久,讲习所被迫停办,他投笔从戎前往江西,参加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担任中央独立第一师师长。南昌起义失败后,1929年,张国基再度出国到印尼,继续从事华侨教育工作。他先后在印尼椰嘉达的广仁学校和八华学校任校长等职。1939年7月,张国基与其他五位同事李春鸣、李善基、陈章基、麦爝煊、张祖矾在椰嘉达创办了一所新型的学校,即中华中学。他在教学中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张国基当选为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井蝉联至第七届。1951年,回国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他,交谈的深夜,鼓励他继续到海外办好教育事业。

1958年10月,张国基离开印尼回国,仍然继续致力于教育事业。

从1959年起,张国基历任北京华侨补习学校校长、名誉校长。1985年起任北京燕京华侨大学董事长。

张国基輾转国内外,从事教育工作长达半个多世纪,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有知识、有觉悟的爱国青年。他的学生达数万人,在国外的学生遍布于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他们为住在国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以及促进住在国与我国的友好往来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回到国内的学生奋斗在各自岗位上,为祖国建功立业,为四化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张国基不愧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华侨教育家。

1974年后,张国基历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馆长。

1978年侨联恢复活动后,张国基历任第七届北京市侨联副主席,第八、九届北京市侨联名誉主席,第三届全国侨联主席,第四届全国侨联名誉主席。在开展新中国的侨务工作,维护归侨、侨着的合法权益倣了大量工作,为祖国四化建设和统一大业作出积极贡献。

张国基是第一至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八届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他虽身居要职,但从不居功,几年如一日,生活简朴,廉洁奉公。他回国后一直住在北京普通的居民公离里多灾谢绝政府对他的照顾,放弃较优越的住房等生活条件,“斯是陋室,唯吾德”。

1983年,当他九十大寿时,他把国外学生汇集的生日贺礼共十万元人民币全部捐献给家乡,用以兴建水电站。将境外学生为他九十五和百岁大寿汇集的百万余元港币的寿礼,用于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和为学校工作作出成绩的教师。成立了张国基文化教育基金会。井由此而创建了益阳国基学校。1983年被北京市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1990年被中央国家机关工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张国基忠于人民,毕生追求革命真理,坚信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关心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为团结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加速祖国现代化建设尽心竭力。他求真务实,谦虚谨慎,无私奉献,作风正派,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团结群众,广交朋友,平易近人,因而深得归侨、侨誊和海外侨胞的爱戴,在海内外享有盛誉。

1992年8月30白,张国基先生在北京逝世,终年99岁。

李玉荣:南洋商报正社长

李玉荣(1896-1965),初时受私塾教育,读毕四书五经。十二岁时,即南渡石叻坡(新加坡古称),肆业于道南学校。李玉荣年少时,勇敢好动,矫如驰奔之骏,迥异常人。后受其二哥李光前的影响而奋发求取知识,通晓双语,并怀游学欧美之志,肄业于波士顿大学经济学系,奠定一生学问和事业的基础。李玉荣学成归来,即服务于陈嘉庚有限公司皮革工厂,后转任其二哥李光前的汫水港南益树胶厂经管要职(厂长)。李玉荣因富有经济学识,尤畅晓工商农各种行业组织和管理方法。故在南益树胶厂,多有改革方案,如改变货品搬运方法,节省运输力,改善机器设计,扩大生产力,修改烟房结构,增大容量,更进一步为加工制造,改变下级胶品成为上顶原料,使致南益树胶厂跃升为树胶输出业盟主地位。当1929年至1931年期间,胶价惨跌,每英亩胶园由三四百元,萎缩到三四十元,甚至仅值十余元。李玉荣独具慧眼,建议南益树胶厂勇购胶园数千亩,后来胶园限制成功,胶价恢复,数年光景遂发展逾百万。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人侵占领马来亚,在当时黑暗的时代,李玉荣因是南洋商报总经理的关系,遭受日军逮捕鞭扑,酷刑多次仍从容不屈,实为中华好汉。1945年5月德国投降,8月日本亦投降,联军于9月5日光复新加坡,李玉荣日夜努力于南洋商报复版工作,歇力与英军政府交涉华文报章,应雷同英文报章的平等待遇。南洋商报终於9月8日复版,每日出量破中西报销数最高纪录,李玉荣功不可没。战后,南洋商报在李玉荣领导下,聘用新人新作风,新闻与言论焕然一新,延揽海内外学者,增加新闻公信力,购置最新式印刷机器,促进印刷工业的提升。至今,马来西亚的南洋商报已成为华人至高的权威报章,获得千万华人的拥护,为马来西亚华人舆论界的代表。而且南洋商报曾出版商洋文库及各式各样的定期刊物,广播南洋文化,不愧为经国大业不朽之盛事。

李玉荣和其两位兄长一样,对于教育事业,素具热心,不计名利的捐资办学乐育英才,所以在这方面,花了相当多的精神和金钱。新加坡快乐义务学校,创办于1946年5月发起者是新加坡快乐歌剧社社长何燕娜、财政许千红两位女士以及该社全体职员,成立学校的目的乃为救济芽笼区失学儿童,实施义务教育,全校学生,每月一律征收堂费一元,家境贫寒者酌予豁免,每年经常费用,均由董事部和社会热心人士之赞助。此项建校计划,深获“快乐世界”的老板李玉荣的鼎力支持,并担任学校董事长兼建校基金会会长,组织建校基金委员会,著手进行筹募基金活动,1947年6月7日在快乐世界举行游艺会,共筹得近万元。建校费用有着落之后,遂进行修葺,费时三月,于同年九月竣工后,即行迁入芽笼十四巷67号和69号两层楼之屋宇两座。1955年11月,快乐学校接受政府全部津贴制度,行政组织有所变革。身为董事长的李玉荣,当时曾说:董事部同人对于经费方面,负荷减轻,然仍一本初衷,努力充实设备,加紧于学生学业水准之提高,优良德性之陶冶,并锻练其体魄,培养其爱群之观念,以期达到智育、德育、体育、群育、美育、五育俱备,而成为健全之公民。1957年董事部改选,李玉荣和张昌泉出任名誉董事长,董事长为林邦彦,副董事长为孙得旗与林拱河,总务为刘友福,财政为吕德火。监学为吴慎修,查账为王金和。董事:陈锦章、林锦云、陈松枝、白清泉、林生珠及戴佑志。据知,吕德火和戴佑志,乃南安邑人。

李玉荣性情豁达,谈吐幽默,深知上下层社会状况,对于人生观态度,常谓人不能尽为大家,但如能立于忠恕之道,推诸爱他人如自己,则人人皆为好人,而天下太平社会和谐。李玉荣从事企业发展,率为有计划,有组织行动,然后按步就班,以求其实现,并皆获得预期的成功。如战后扩大经营的新闻业、印刷业、树胶业、娱乐业、汽车业,概为规模宏伟,制度健全的示范。对于任何事业一经其观察,即洞悉其中利弊,而闻一善言见一善行,都能知其始于的条理,印於脑藏于心,增强智慧力。李玉荣由学者而为商业家、工业家、新闻业家而无往不利,皆善取诸人以为善,既自富于智力,尤能善用他人智力,此乃李玉荣成功之道的秘诀。

总之,李光前三兄弟,各有所成,虽然家财万贯,对社会公益事业,至为热心襄助,豁达仗义,乐善好施,当仁不让。但是生活起居非常纯朴,自奉甚俭,循规蹈矩。年老辞世,兰桂腾芳,福寿全归,堪称一代完人,南安精神的典范。

王嘉禄:南安邑群创馆人

位于中国福建省东南沿海的南安,是中国著名的侨乡,旅居海外及港澳台的南安邑人多达350万,比人口约150万的家乡南安多出了一倍多。长久以來,新加坡的南安邑群,出过许许多多的华社领导、愛国志士、抗战英雄、拓荒先驱、文化大家、慈善大德以及工商翘楚等邑人,于国于会,贡献良多,高风亮节,殊堪嘉式。

创南安会馆发起人之一

新加坡南安会馆走过近百年的光辉岁月,散发着浓厚的人文气息,体现了同舟共济的南安精神。新加坡的南安邑人预估约有40万人之多,在新加坡生活超过200年,对新加坡开埠与建国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先辈立足之初,自食其力,刻苦经营,移殖之地,乡谊之情,视如一家。尤其是生老病死,教育福利之事,更有赖团结互助,故起初倡立凤山寺,而后创办南安会馆。谈起南安会馆,追念先辈创建的伟绩,则须提及创馆发起人之一的王嘉禄先贤。王嘉祿,祖籍中国福建南安翔云乡人。年少时南來石叻坡(现称新加坡),就读于福建会馆创办的道南学校。离校后,跟其父王敏经商,并自资从事薪柴业,薪柴业就是从事烧饭时所需要用的木柴的行业。王嘉祿和王敏两父子在新加坡,皆居住在老乡梁后宙(又名梁宙)开发的林厝港。

林厝港位于新加坡西北部,十九世纪初,这里杂草丛生,榛莽草萊,毒蜕猛兽经常岀没,既无人烟也没通道,处处危疑恐佈,令人触目惊心。自从梁后宙给地主启信启绅受聘后,经过数年的奋斗,高效率地完成了近八百英亩的林厝港土地开发。林厝港开发后,树胶园、黄梨园、椰子园以及农场,也就如同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來,商店也渐渐多了,人口也越來越多。据知,在二十世纪初期,林厝港和蔡厝港一带,原是南安翔云乡梁、王、卓三大姓氏邑人聚居的地方。南安翔云三姓同乡南渡石叻坡(现称新加坡)谋生者为数不少,彼此在生活上或生意上的关系十分密切,自然也免不了因为接触过频繁,而有所纠纷发生。每当三姓发生争執,都会请出三姓的头人出面调解,通常王姓多数是王嘉禄或其父王敏来做“公亲”(调解人之闽语意思),卓姓由卓振裕出面,而梁姓即为梁后宙(梁宙)了。長期下去,三姓头人都觉得有所不妥,考虑成立三姓联谊组织來解决纠纷争執问题。

1923年间,林厝港的梁王卓三姓又有一宗纠纷,在二马路吊桥头進行调解,调解中又提起成立三姓联谊组织之事。刚巧遇上福建侨领侯西反路过。侯西反,是廿世纪二十年代树胶业富商,为人豪爽耿直,仗义疏财,对华社极为热心服务。侯西反知道三姓南安同乡要组社联谊,以促進乡谊,避免冲突纠纷的事件不断发生,非常高兴和赞许,倡议不如将三姓联谊扩大至组织南安会馆,当时三姓头人皆表支持,因此决定分头联络乡人以募捐经费。根据中英报章一则广告启事刊载,1924年4月13日下午2时,由林路(又名林云龙,林志义)、侯西反、梁宙(梁后宙)、王嘉禄(王敏之子)、卓振裕、梁衍芳、张金荣、傅芙蓉、刘牡丹、李光前、洪光腾、洪神扶、林箕鞘、黄奕根、黄奕佑、雷亮荣、林有着、董泰和等南安邑人,在水廊头风山寺内(30, Mohamed Sultan Road)召开大会,全体赞同组建新加坡南安会馆。根据海峡殖民地政府的宪报公布,南安会馆( Lam Ann Association)申请注册号码No.1360.under section 4 of ordinance No.116( Societies),于1924年7月21日正式批准。

担任会长期间劳心劳力

王嘉禄,为南安会馆创办人之一,而且出钱出力,广受邑人愛戴和拥护,因此公举为第一届(1924年)和第三届(1926年)南安会馆正会长。王嘉禄任会长期间,第一件重大事件是带领侯西反、李光前、洪神扶、陈煦士、黄深沪、吕德春、黃则馨等人,审查创会章程与会员祖籍,召开会员大会追认通过,以便利于注册的進行。第二件重大事件是,1925年发动团结乡人募捐筹款,以购下在安祥山五间两层楼店屋和空地5000英方尺作为会馆资产,并以59号充作会址,余者61号、63号、65号及67号四间店屋出租,以维持南安会馆的运作经费。第三件重大事件是,于1926年2月28日隆重举行庆祝南安会馆开幕典礼,与此同时倡议发动“南安会馆募捐基金”以扩充会务,为南安邑人谋福利。王嘉禄,为了促進島国各角落南安邑人的凝聚力和团结心,劳心劳力地將南安会馆,推动成南安邑群的重要平台,其功厥伟。

王嘉禄一生,热心公益与教育事业,历任南安邑群创办的南明学校正总理,中南学校、加东育才学校、光洋学校名誉总理。王嘉祿以正总理任职南明学校时,曾经推选林箕当和洪神扶,两位校董以南明学校之名义,支持华社领袖陈嘉庚在1918年,倡议创办华文中学“南洋华侨中学”(简称华中)的宏愿,为南洋第一所华文教育中学尽一份力量。

吕德火:团结同乡同宗的医师

吕德火原籍福建南安旧门乡,1911年出生于新加坡,初入私垫学堂,后入道南学校及华侨中学就读,自幼即随曾祖父学医,并从事新加坡天然生草药之研究,成为本地兼以生草药物治病的中医(主理内外科,并以治疗热疡称著)之一,自四十年代初接管药店就克勤克俭、敬业乐业,直到1994年为止。

吕德火宅心仁厚,济世为怀,遇上贫困的病人,只收象征性的诊费,或甚至不收费.悬壶之余,热心社会服务,曾任多个社团要职,即:吕氏公会会长、名誉会长及顾问;中医中药联合会会长及名誉主席;新加坡同济医院医务主任;南安会馆主席及名誉主席。

发扬祖德——吕氏公会

吕德火为吕氏公会发起人之一,并担任筹备建会委员会主席,1950年12月5日获英政府批准注册,新加坡吕氏公会正式成立。吕德火即出任首届会长,并积极推动筹建会所及购置会产,除了方便族人联络,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会所及经济上的问题,同时,设立助学金,以资助贫寒子弟。吕德火在吕氏公会银禧纪念特刊中指出:“宗亲会除联络感情,也发挥互助精神。族群团结和睦,不仅促进社会安定,还可以增进人民的国家意识,配合国家的发展,社会的需要,协助推行一切符合国家利益的活动,才能显示出其价值,对社会国家作出一定的贡献。”

吕德火先后担任会长共27届。1981年起,担任永久名誉会长及会务顾问,从其所担任的会长职位时间之长久,足可看出他深得族人的支持与拥护,及其与公会关系之密切。

团结同业——中医中药联合会

资料记载,中医中药联合会成立于1929年,迄今已有近70年的历史。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马等地光复,吕德火因为少壮热心,众望所归,当选1947年,第十四届常务主席,复兴会务,在任期间,即继续加强中医药同仁之联系与合作,共谋保健工作,以期改进中医药的功能与地位,同时对国家社会慈善工作作出贡献,以尽国民职责。

从1947年到1983年,连续担任35届的会长,从1984年开始,告老退休,任荣誉会长。中医中药联合会几十年来能继往开来,应归功于历届理事及会员们对吕德火的支持与衷诚合作,大家任劳任怨,数十年如一日,所谓“创业难,守业更难”,联合会会务活动能维持到今天,历届领导人与吕德火实应记一功。

竭诚服务——同济医院

1951年任同济医院药物组的委员,从1963年至1979年任医务组副主任兼药物委员,1979年任医务主任直到1994年,40年来积极参与同济医院的活动,如:点药、聘请医师、考取医师等,贡献殊多。

情系乡梓——南安会馆

吕德火也是南安会馆的元老及资深理事。自1945年新加坡光复后,就参与会馆的复兴工作及各种活动。1976年起,担任多届常务委员,1981年10月6日,该届主席林建达先生因病逝世后,吕德火即被公推暂任主席职位,以处理会务,迄1982年选出新执委为止。其后,即出任名誉主席至其逝世为止。数十年间,协助推动会务的发展,始终抱着一股极大的热忱。

综观吕德火的一生,其所参与的主要团体活动有两方面,一为医药团体,二为宗乡团体。对每一个团体,他都能尽其心力,以期能作出贡献,任劳任怨,从不言悔,可说是个热心服务社会的典型人物。

狮城篮坛推手吴再兴 : 华人体育运动首倡人

祖籍南安的吴再兴先贤在1905年生于新加坡。父亲吴纪幼从事商业,在四兄弟中他是老大。年少时就读于道南学校,毕业后回中国在集美中学上课。1923年集美商科毕业后,升上厦门大学攻读商科。

吴再兴生来体格魁梧健硕,在中学时,他就已经显露对体育的兴趣和天分。在大学时,他对体育的才华得以发挥,在1927年,他以田径选手的身份,代表福建省参加在上海举行的第4届中国运动会。由于他在百米短跑中表现优异,获选代表中国出席第8届远东运动大会。他在篮球、网球和足球方面也有优异的表现。

热衷体育推动篮球运动

1929年,厦大肆业后,吴再兴返回新加坡,在和丰银行任职,后转入美济洋行任营业部经理。虽然工作忙碌,他依然热衷于体育。本地华社当时对篮球和排球认识不深,他和同好积极组织友谊赛,把这两项球类介绍给民众,后来两项球类运动在华社这么受欢迎,他的功劳应居首位。

1937年,本地华社发起组织新加坡中华体育促进会,吴再兴担任副会长。1939,他被当选为正会长。战后,促进会复兴,他再度被选为会长。

就算是要顾及本身的生意,他对篮球的热忱依然不减。在战后,吴再兴曾经在吾卢俱乐部担任理事。在新加坡篮总成立之前,吾庐俱乐部曾经是我国推动篮球运动的摇篮,这完全是因为吴再兴的缘故。当年,本地举行的多场篮球比赛都是在吾庐进行筹备工作,甚至是本地篮球队出征外地的联系工作,也由吴再兴在吾庐统筹。吾庐俱乐部底层铁窗上的优美篮球图案窗花为这段历史留下了见证。在他的领导下,新加坡曾经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雄踞亚洲篮坛,许多国际球队都慕名来新,与本地球队切磋球艺。

为了庆祝南安会馆成立30周年,南安会馆在1956年出版了30周年纪念特刊。吴再兴在特刊中发表了一篇题目为“体育与社团”的文章,探讨体育对华人社会的积极影响,并鼓励会馆推动体育活动。

为篮球运动无私奉献

众望所归,吴再兴在1964年担任马来亚篮球总会主席。新马在1965年分家之后,他继续担任新加坡篮球总会第一任主席,至1967年引退,过后担任篮总永久荣誉会长。在领导新马篮坛漫长的30年里,他除了身心力行推动篮运,也通过他自身的外交手腕,与区域乃至国际篮球界建立起紧密的联系。“新加坡篮球先生”的绰号,他是当之无愧,当年本地篮坛曾经举行过“再兴杯”篮球赛,就是对他的贡献的一种肯定。除了对体育热心,据闻他对朋友也很讲义气,是名豪爽、热心之人,对钱财看得很谈,以至于身家大部分都用于推动篮运。

一生为本地蓝坛无私奉献的吴再兴先贤在1984年去世,高龄79岁。除了吴再兴之外,吴家的其他几位兄弟也积极参与各种运动,尤其是他弟弟吴再保曾经活跃于战前本地篮坛,战前报纸上时常能看到关于他参与各种比赛的报道。

王济堂(1908-1993):开闽王氏总会主席

王济堂于1908年10月1日金门中兰乡(今兰眉)。父亲早年随许许多多金门父老,离妻背子过番南来新加坡谋生,先在菲立街(Ph ill ip Street,俗称老爷宫口)一间叫元隆号的索络店当书记,数年后,稍有积蓄即自行创业,店名为金记号,经营木材、亚答及其他建筑材料生意。1919年,他才把妻子和年仅10岁的儿子王济堂从家乡接来新加坡团聚。

王济堂曾在家乡接受启蒙教育,到了新加坡继续升学,先后在崇正小学和道南学校完成小学教育。1925年到创校不久的华侨中学就读。不久华中闹学潮,王济堂毅然随其他同学回国进入在上海的暨南大学附中继续未竟的中学教育。临毕业前,中国爆发第一次国共内战,王济堂回到金门的汶浦小学担任教职。不久,母亲过世,赶回新加坡奔母丧。

母亲后事处理完毕,王济堂留在新加坡,先后在陈嘉庚的谦益公司第二分行及陈嘉庚饼干厂,担任英文书记。不久回乡结婚,小住一年后携家眷回新创 业,先是开杂货店,后经营土产出入口。根据王济堂之子王显荣博士回忆,王济堂结婚后在岳父的协助下,先是在中国街(China Street,俗称赌间口)44号杂货店,店号为万利福,生意还算不错。进入30年代初,市面经济开始好转,王济堂见土产出人口贸易大有可为,乃迁往源顺街(今直落亚逸街)经营出入口土产九八行,从此一帆风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新加坡,改名昭南岛,王济堂与朋友租船到泰国运载一些米粮回来转售。二战后他成立美东贸易公司,继续以航运为主要 业务。王济堂同时担任英商有利银行营业顾问。从银行退休后,他收购一家提炼植物食油的华丰工兀扩展使之成为多元化的公司。王济堂后来把华丰工厂升级为华丰集团,属下十多间公司,包括王置业信托私人有限公司、星洲仓库私人有限公司、华丰制造有限公司、华丰制造(马)私人有限公司、人民保险有限公司等。

王济堂平时热心为金门乡亲及族人谋福利,历任金门会馆副主席兼信托人、浯江公会名誉主席、开闽王氏总会主席、王氏慈善开闺公司信托人、福建会馆监察主任、同济医院经济组副主任、暨南校友会名誉主席、主席、中华维基利俱乐部产业信托、风雅俱乐部名誉主席等职位。

1993年8月在新加坡去世,享年85岁。王济堂育有六男八女,皆受高深教育,六男都留学英国。元配黄丽荷于1981年逝世。

郑树颙(1915-1973):华人巴士车主公会主席

郑树颙祖籍福建金门浯坑(今吴坑),为郑古悦的次子,出生于新加坡金人聚居的直落亚逸(Telok Ayer)。早年很多金门人靠摆渡为生,垄断新加坡海港的驳船、舢舨及后来的电船业。他们的营业地盘就在老巴刹附近的直落亚逸湾以及後来的红灯码头一带。郑树颙幼年就读道南学校,华侨中学毕业,圣约瑟书院剑桥9号毕业,是早期典型中英兼通的学生。

1950年前后,郑树颙出任郑吉悦巴士公司总经理和新加坡华人巴士车主公会主席。他执掌父业,主持郑古悦巴士公司业务,数十年刻意策划 ,扩展经营,使郑古悦巴士公司发展成为新加坡最大的华资巴士公司之一,对新加坡北部三巴旺、汤申等地区与市中心之公共交通贡献至大。

1951年8月,政府建议十家华人巴士公司,即郑古悦、岌巴、障宜、绿色、甘楞峇鲁、福利(由五福、顺利两巴士公司于1951年合组福利联合巴士有限公司)、交通(战后初期成立的最后一家华人巴士公司)、榜鹅、勿洛—加东、巴耶利峇巴士公司合组成一家百万元资本的联营公司,并集中他们的巴士路线 。华人巴士车主公会主席郑树颙自由支持这项建议,认为那是很有效率的公共巴士运作系统,可以节省运作成本,包括保养和维修费用,也可以减少重复的路线。他也提出如果大合并行不通,可采用折衷的区域合并。到了1957年,各公司基本同意合并为一大公司,只有福利巴士公司建议分为三区或合并为三家公司继续营业。这是1970年代初新加坡巴士公司大整合的背景。

1958年,由华人巴士公司于1947年组成的新加坡华人巴士车主公会认捐南大基金10万元,分十期缴付。第一期1万元于1958年9月13日由公会主席郑树颙送交南大基金募捐主任高德根。他在赠款仪式上说: “该会之决定捐助南大,乃为表示在支持南大上不落人后,聊尽一点微意,该会全体会员对于献捐南大 10万元之举一致热烈通过,使彼甚感快慰。”

金门会馆1961年职员就职典礼照(前排左三为郑树颙)。

1959年新加坡举行立法议院大选,以选出新加坡立法议员。根据当年新加坡宪法, 51选区的立法议员 全部由新加坡公民选出,在立法议院议席中赢得多数席位的政党将组成执政政府。大选在1959年4月25 日进行提名,郑树颙以独立候选人身份竞选直落亚逸议席,其他候选人有 :人民行动党王邦文(Ong Pang Boon)、人民联盟陈建基(Tan Kian Kee)、公民党苏德志(Soh Teck Chee )。竞选期间,在反驳人民行动党王永元(芳林区候选人)指他 “出来参加竞选 , 是全靠金门人的支持;金门人坐他的巴士,是否需要付钱?”郑树颙说:“本人既要献身服务社会,并不单单希望金门人支持,并希望各阶层人士一致支持…,郑古悦巴士公司是营业机构,并非慈善机关,有许多人民行动党党员在本公司工作,都要付给(他们〕工资,每年尚要向市议会缴纳几十万元税务,还有公司购新车也要大笔款项,我们公司的的巴士并非只限给金门人乘搭,而是为全星各界人士服务。”1959年5月30日举行大选投票 ,结果人民行动党王邦文以 8,372 票(67.38%)的绝大多数票数中选,郑树颙得1,660票(13.36%);其他候选人的得票为陈建基得2,106票(16.95%),苏德志只得287票(2.31%)。

1960年代到70年代初,郑树颙除了专心处理公共交通事业,也投身足球运动,为星华足球总会和新加坡足球总会重要领导人,数度率队远征香港和吉隆坡,参加和和杯赛及默迪卡杯赛。

1973年5月11日,一代交通业巨子郑树颙不幸因 脑溢血逝世 ,享年58岁。郑树眼那时刚膺选为金门会馆副主席,5月13日该会馆举行新职员就职典礼时,郑氏已离开人间。会馆同仁深感惋悼,在就职典礼当儿,由会长蔡普中领导,特为他默哀两分钟致敬。

郑树颙一生经历1950年代汹涌澎拜的巴士工潮和1970年代初的华资巴士公司大整合,对公共交通事业鞠躬尽瘁。他于1949年7月30 日受委为太平局 绅。他为人低调,一向不与人争高位。除了长期担任新加坡华人巴士革主公会主席之外,他历任金门会馆副会长、浯江公会名誉会长、荥阳堂郑氏公会名誉董事、同济医院董事、佛教居士林名誉董事、侨生公会副会长、聋哑协会副会长、马华足球总会副会长、星华足球总会副会长、新加坡足球总会会长、交通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安全第一委员会委员、工业仲裁庭委员、防痨协会委员、棋樟山巡察委员、监狱巡察委员、酒吧执照裁判局委员、旅馆法令裁判局委员、救济总会委员等职。

何葆仁(1895-1978):南洋华侨中学校长

何葆仁,祖籍福建省厦门市。早年南来新加坡,后返回中国求学并赴美国深造,获博士学位。1925年再度南来,出任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长,后进入新马银行界并长期在银行界服务,为新马知名银行家;经商之余热心参与社会活动,推动华文教育发展以及开展社会移风易俗活动,是新马知名社会活动家。

1895年,何葆仁出生于福建省厦门市,幼年在家乡接受私塾教育,父亲何江华以航运业为生,在台厦间运载油、米、糖等土产与货品。父亲逝世后,家道中落,何葆仁于1905年南来新加坡投靠其兄。抵新,先是进入福建会馆属下道南学堂读书,一年半后入南京暨南学堂求学,辛亥革命前返回新加坡。17岁时,再次回到中国,进入上海复旦大学附中,后入复旦大学文学系深造。1920年,大学毕业之后负笈美国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攻读商科,后入伊利诺斯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攻读政治经济学,先后获得学士、硕士以及博士学位,他是新马华人中获得博士学位较早的一位。

大学毕业之后,何葆仁返回中国出任复旦大学政治系教授,1925年再度南来新加坡,出任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长。此后,虽有短暂离开,但一生主要的活动都在新马地区。

1928年何葆仁出任和丰银行马六甲分行经理,图为当时的和丰银行广告

何葆仁是新马知名银行家,他于1928年接受和丰银行董事主席林秉祥聘请,出任和丰银行马六甲分行经理,开始进入银行界。1932年,和丰银行与华商银行、华侨银行合并成立新的华侨银行,他继续出任华侨银行马六甲分行经理直至1941年。这期间,曾多次被派往芙蓉(Serem-ban)、麻坡(Muar)、峇株巴辖(Batu Pahat)等地检视业务,与新加坡总行亦联系密切。

抗战时期, 暂离银行界,1959年受聘出任远东银行出纳主任,自1963年开始升任远东银行副经理。此外,他自己也涉足商业,和平后曾在香港与胡文虎、林庆年、黄重吉、许生理等组织福建经济建设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1949年返回新加坡以后,创立葆成公司(后改为有限公司),主营新马与东南亚及日本 间进出口贸易。

何葆仁为给新加坡厦门公会十周年纪念特刊题词

经商之余何葆仁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尤其热心推动文教事业以及社会移风易俗活动,在新马地区影晌深远。

1925年,出任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长。主持华中校政期间,不仅重视师生关系的改善,鼓励师生举行音乐会、座谈会等活动以联络感情,而且积极推动学生体育运动和课外活动的开展 。他在华中组织了当时新加坡第一支学校篮球队,亦在华中提倡早操,以培养学生的纪律性和锻炼学生体格。

何葆仁在担任和丰银行(后为华侨银行)马六甲分行经理期间,亦建议马六甲培凤小学、培德女校、平民小学和培才学校统一校政,以节省开支、提高行政效率和办学水平,组织华侨公立四校联合董事部,出任董事主席一职。此外,他也是中华中学和南洋女子中学的董事(后出任该校名誉主席)。

何葆仁于推动本地社会的移风易俗方面亦扮演积极角色。1928年,在新加坡与林建邦等人复办青年励志社,提倡德、智、体、群、美五盲。其后又在马六甲与曾有美、谢荣光等人组织晨钟励志社,意在开导文化风气、提倡移风易俗。晨钟励志社除倡导德、智、体、姜、群五育外,亦下设妇女部和青年部,领导晨钟励志社在20世纪30年代积极开展活动。

何葆仁也热心公益事业,曾担任新加坡同济医院副主席和南洋女子中学、禾山公会、何氏公会、同德书报社、孔教会、暨南校友会、欧美同学会、华侨俱乐部 、星洲互济社等九大团体的名誉主席。南来新加坡前,他也曾担任上海学生联合会的主席。1978年,何碟仁在新加坡逝世。

庄为麟(1921-2002):绿色巴士公司董总

庄为麟是新加坡交通业的佼佼者。祖籍福建省福清市江阴镇西山村,父亲庄伯兴,南来新加坡后经营巴士公司;母亲王秀清,协助丈夫管理巴士公司。1921年庄为麟在新加坡出生,为家中次子,有11个兄弟和五个妹妹。自幼具语言天份,懂得英、华、国三种语言和闽、粤方言 。小学就读于道南学校,中学在英华学校受教育。其父打算中学毕业后送他返回中国深造,但因中国爆发抗战,随即日军南侵,新加坡沦陷,使其回中国深造的愿望化为乌有。1942年他与周翠英结婚,居住在小坡一带。

战后庄为麟继承父业,经营巴士公司,历任绿色巴士私人有限公司董事经理,以及马来亚柔佛笨珍巴士私人有限公司董事主席兼总经理 。1960年代组织兴利发展私人有限公司,并从事建筑业。1972年与友人合资经营顺洲私人有限公司,从事制造巴士车身,雇用50名台湾工人制造巴士车身,同时销售巴士零件,1980年退休,变卖公司的股份。

新加坡福清会馆第58届执委就职典礼。前排右三约翰救庄为麟

庄为麟热心公益,乐善好施,参与华人社团和商会的活动。曾任新加坡福清会馆主席和名誉会长( 1954-968)、新加坡福莆仙公会副主席和副会长、新加坡庄氏公会副会长和永久名誉会长、新加坡国际青年商会理事、新加坡圣约翰救伤队西区和新加坡华人巴士车主公会主席,以及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交际组主任和永久名誉董事 。他对福清会馆颇有建树,积极推动重建福清会馆和培青学校的工作 。担任福清会馆主席期间,福清会馆设在小坡奎因街, 培青学校也附属在会馆之内,由于校舍面积狭小不利于发展,加上学校前门街道为绿色巴士总站,来往车辆众多,对学生的安全造成威胁 。有鉴于此,庄为 麟 乃1951年成立重建会馆和建校委员会,负责筹募基金。与郭可培 、庄锦水 、郭有俭等人获得会馆授权购买一栋洋房,地皮面积大约两英亩,为新币 8万元 。后因种种问题,建馆建校的计划一拖再拖,数年后地价稍涨,福清会馆决议将该地皮售出,获得新币200 多万元,遂购买在爱伦比路(Allenby Road) 2号的地皮兴建福清会馆。

庄为麟善于交际,对母亲很孝顺,而且言行必从。其人缘佳,无论贫富皆一视同仁 。在子女眼里是一名好父亲 ,教导子女要乐于助人,以及不要斤斤计较 。喜欢旅游,经常到欧美和亚洲各国旅行 。其妻周翠英是一名 家庭主妇,育有四男一女,即庄泉翔、庄栋翔、庄镇翔、庄槟翔、庄静杰,均受高等教育,各有所成。2002年5月24日庄为麟因中风逝世,享年82岁。

邱继藩(1916-1995):福建会馆教育组主任

邱继藩,祖籍福建省龙海县沧海镇,企业家和社自领导人。

1916年7月26日邱继藩在新如坡出生,为家中长子,有两个弟弟和三个妹妹。1919年随父亲邱天赐到印尼港口井里汶(Cire­bon)谋生。1923年父亲生意失败,一家返回中国家乡,因生活困苦,六年后邱氏一家又再度南来新加坡谋生。

邱继藩早年在道南小学念书,后转入华侨中学,读到初中二因家境贫苦辍学。初期在父亲的土产公司当学徒,学习做生意。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新加坡沦陷,其父生意结束,邱继藩为了生活当起了船员。战争期间航船是一门很危险的工作。战后从事土产出入口生意,以咸鱼为主,并经营营印尼和缅甸的贸易。

1960年代,邱继藩跨入代理商的行业。1962年开始代理自本电器产品和撒隆巴斯药膏布,创立豪华私人有眼公司。后来进入建筑业,与友人合伙进口建筑用的玻璃。 1967年设立工厂生产毛巾,创立明和起人有限公司。1979年退出商场,投身社会公益活动。

时任总理的李光耀在同济医院庆祝大厦落成典礼上致词,邱继藩担任司仪(邱武烈提供)

邱继藩一生热心公益与教育事业,积极参与商会和华人社团,曾任同济医院义务秘书和福建会馆教育组主任、中华总商会董事、圣约翰救伤队区副主席、出入口商公会会长和爪哇公局商务工会会长等。

1971年,由爪哇公局在1918年创办的兴亚学校,及1920年创办的启蒙学校,因市区学生减少,合并为兴亚启蒙学校,当时担任爪哇公局主席的邱继藩出任新学校董事主席,筹募70多万元,在大巴窑2巷兴建一座四层楼的新校舍,让学校搬迁到学生较多的组屋区。学校于90年代初关闭之后,校址成为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的会址。

邱继藩和时任教育部长的王邦文(左一)参观新亚启蒙学校学生作实验(邱武烈提供)

邱继藩长期积极参与同济医院的慈善医疗事业,曾担任同济医院院务组委员 ( 1954-1960 )、经济组委员(1961-1962 )、院务组副主任(1963-1974 )、院务主任( 1975-1988 )、义务秘书( 1989-1994),历时40年,晚年被推举为同济医院名誉会长 。1966-1976年,同济医院筹建新的同济大厦时,邱继藩担任募捐主任。早期因中国的中医师无法到新加坡行医,新加坡的中医师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 。1980年邱继藩与其他董事自费到台湾聘请知名的中医师到新加坡主办专题讲座,进行临床会诊,以提高本地中医师的医学水平。由于讲座反应热烈,他积极主张成立同济医药研究学院,开办中医课程,培养新加坡的中医师。同济医药研究学院于1983年成立,对中医在新加坡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邱继藩为人好学不倦、重视诚信,善于交际,并在生活中学习多种语言,平常与亲友用闽南语交谈,生意上用华语与马来语,为了扩展日本生意,自学日语。他做事认真,亲力亲为,对电器充满兴趣,除了经营家电用品的业务,在家里也经常亲自修理家中损坏的电器。

邱继藩的元配是张锦珍,育有三男四女,即邱武烈、邱武侯、邱武鑫、邱珠花、邱珠香、邱珠玉、邱朱兰,均受中英文教育,分别在商界发展。后来又娶周宝莲。邱继藩很重视儿女教育和培养传统价值观,长子邱武烈在他的影响下,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担任同济医院秘书长和福建会馆文化组委员。

1995年l0月7日邱继藩因肺癌逝世,享年79岁,遗下两名妻子、儿女、内外孙80名。

胡载坤(1895-1984):前财政部长胡赐道之父

胡载坤,原名胡在坤,祖籍福建省永定县,一生行医,治病救人,为新加坡知名西医;亦曾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为人低调。

1895年,胡载坤出生于新加坡,父亲胡必育为新马地区之殷商和华社领袖。胡必育,字化山,旱年南来东南亚行商,初在苏门答腊创设义德公司,经营土产进出口贸易;后至槟城,再至新加坡,创设义丰商号,亦从事土产进出口生意,前后数十年,为当时新马地区之殷商。胡必育热心社会活动,1918年发起创设新加坡永定会馆并任该会馆首届总理。

胡载坤幼年受名师教导,接受中文教育,后进入政府所设英文学校读书,但夜间仍到当时应新学校附设的夜间学校兼习中文,使其具备了中英双语能力,为其日后行医之时与患者的沟通交流提供了便利。

1910年,清政府南来新马地区招考华侨优秀子弟回国入读南京暨南学堂,胡载坤有幸入围。因其为家中独子,年纪尚小,父亲最初并不同意他回国求学,但他坚持己见,终获父母支持,与赖伟文、陈文福、庄汝霖等人回国求学。旋即辛亥革命爆发,因形势紧张,遂返回新加坡。

胡载坤之子胡赐道(左)曾任新加坡财政部长。 图为他欢迎中国当代名画家刘海栗的到访

回新后,胡载坤进入英华学校,学习英文 。同时,入道南学校所设的特别班,跟随王会仪学习四书五经。英华学校毕业后,参加由剑桥大学在新马地区组织的会考,因成绩优异,获得前往英国深造的机会,但因欧战爆发,无法成行,转而进入香港大学医学院攻读医科。1921年,胡载坤自香港大学毕业,获医学学士学位并返回新加坡,挂牌行医。

1922年,胡载坤在大坡摩士街(Mosque Street,俗称吉宁庙边)口创办南洋药房, 1933年迁至克罗士街上段(Upper Cross Street,俗称海山街)并扩充为南洋医院。由于他通晓中英双语,而且还会说方言,同时对马来语也能应用自如,因此对他与病患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有极大的便利。加之自幼便受到中华传统教育,热心慈善,对于家境贫穷的病人常施医赠药,而且医术高超,因此深受病患者的好评和称赞,是当时新马社会的知名西医。

1907年,清朝两江总督端方与暨南学堂第一批回国侨生和教职员合影。胡载坤曾于1910年入选侨生子弟回国就读名单,并赴南京入读暨南学堂

胡载坤潜心研究医术,细心阅读当时新出版医药书刊,也经常出席本地的医药研讨会、专题回新加坡,胡载坤一直在本地行医。行医之余, 积极参与本地的社会活动。如在抗战期间,参与新马华社的筹赈活动,知名画家、美术教育家刘海栗子1941年2月13日在中华总商会举行的筹赈画展,他便是积极参与者之一。胡载坤热爱中华文化,对于文人学者十分尊重并且热心接待,刘海粟旅居新加坡期间,便是住在胡载坤的期颐园中。徐悲鸿在新加坡也闰样受到他的热情接待。

1984年,胡载坤在新加坡逝世。其子女均为新马社会之人才,其中三子胡赐道曾任新加坡 财政部长(1985-2001 )。

林晨(1919-2004):新加坡剧坛先驱之一

林晨是剧作家、导演,新加坡剧坛先驱者之一。祖籍福建,1919年出生于新加坡 。幼年曾就读于道南小学,1938年毕业于南洋华侨中学。自20世纪30 年代,以笔名发表短篇小说、散文、论文、杂感等在各副刊上,并积极参于戏剧编导与剧本创作。其笔名甚多,计有自蒙、艾蒙、自丹、自尼、洪娘等。

林晨从来接受过正规的戏剧教育,其戏剧训练是由多年的实践经验累积而成。1938年中学毕业后,加入星洲业余话剧社。中日战争期间,与朋友组织“四一流动演剧队”,到新马的山芭、椰林 、胶园、工地等演出话剧 ,宣扬抗战意识 。战后,林晨组织 职业剧团 “星洲实验剧团 ”,后来剧团因经济困难而解散。

林晨曾负责指导数间中学的戏剧活动,例如:南侨女中毕业班于1952年在光华礼堂演出的《归去来兮》,就是由林晨负责导演工作,南侨中学戏剧组于1955年在维多利亚剧院呈献的《女子公寓》他与朱绪联合执导。

1955年新加坡艺术剧场成立后,林晨担任编导多年,先后导演了多部世界名剧:《雷雨》(1957年)、《夜店》( 1958年)、《寒夜曲》(1959年)等。他亦编导由自己执笔的剧本如《一个有钱人家》(1961年)、《第二次奔》(1973年)和《阿漂叔》(1974年)等。

1960年代新加坡华语剧坛的三位前车,左起:程茂德、林晨、郭宝是

1970年,林晨执导的阿根廷名剧《绞架下的中锋》打破了“第四堵墙”的表演方式,创新的演绎手法深获好评。代表作《打破镜子的女人》曾被列为中学生文学考试的必读剧本。

林晨为新加坡戏剧界奔驰了近50年,被誉为华语戏剧写实主义的奠基人之-。其作品语言自然生动,并反映了社会风气和现实社会。1982年林晨凭着他在戏剧界的杰出表现,于62岁那年获颁文化奖(戏剧奖)。从 1954年到1991年,执导约162场大型话剧演出。1991年,在艺术剧场执导最后一出舞台剧《礼尚往来》,从此淡出戏剧界。

除了擅长于话剧创作与导演,林晨也从事漫画与木刻工作,曾在《南侨日报》担任美术编辑。20世纪40年代,在《风下》发表漫画创作,也为其话剧设计舞台和亲自绘画,例如 :《打破镜子的女人》、《酒吧间》、《浮沉之间》和《圣诞财神》等。20世纪50年代,林晨进入世界书局工作,直到 1980年退休为止 。1981年,加入人民协会担任戏剧组的指导员 。业余时间除了从事话剧活动与文艺创作外,也经常为广播电台与丽的呼声改编广播剧。

林晨终身未婚,无子嗣,2004年8月29 日因肺炎辞世,终年80岁。

胡蛟(1914-1984):著名企业家胡文虎长子

胡蛟,祖籍福建省永定县,新马知名企业家胡文虎长子。早年南来新马,学校毕业后涉足报业,主持星系报业的经营和管理,亦任其它商业公司董事等 职,是新马地区知名的华人企业家和报业家;热心参与社会活动,曾获马来西亚彭亨州苏丹赐封拿督勋街和新加坡公共服务星章(BBM)。

1914年,胡蛟出生于缅甸仰光(Rangoon,今称Yan­gon),共有弟妹四人,他为家中长子,父亲为虎标良药创始人、新马知名华人企业家胡文虎。幼年时,胡蛟跟随父亲南来新加坡,并在本地学校接受教育。小学毕业于启发学校以及福建会馆辖下道南学校,后进入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读书 。中学毕业后,负笈广州岭南大学,后因中日战争爆发,中途退学,返回新加坡。

胡蛟积极推动新马体育运动,这是他出任马来亚中华体育促进会会长期间举办的第三届马华男女篮排球埠际赛出版的纪念刊

回到新加坡之后,进入父亲创设的星系报工作,涉足报业。先是在《星中日报》任职,出任该报社长。任职期间,对该报进行重组,改为小型报并在内容编排上侧重于图片和副刊,使草创不久的《星中日报》规模渐具,受到读者的欢迎。1940年,胡文虎收购《南洋总汇报》,胡蛟进入该报工作并提任社长,后因新马沦陷暂离新加坡。

日本投降后,胡蛟重返新加坡,主持星系报的复兴工作。 时值战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他在艰苦的条件下整顿报馆,复兴星系报业。除担任新加坡《星 洲日报》社长之外,亦曾任英文《东方日报》(Eastern Sun)社长以及槟城《星槟日报》社长,亦支持曼谷《星暹日报》和《星泰晚报》,先后从事报业凡二十多年。胡蛟主持星系报期间,对新马报业发展多有推动。他几次赴日本考察,对于日本的印刷及通讯技术尤其关注。考察归来后,乃耗资 200 多万元为《星洲日报》增设传真通讯设备,并在吉隆坡设立现代化的印刷厂,从而实现报纸的电传出版,开创东南亚报业发展之先河。他还为《星槟臼报》更新设备,并对《星暹日报》和《星泰晚报》增加投资,更新报馆装备,促进了这几份报纸的业务,也带动了新马地区报业的发展。

《星洲日报》社旧影,胡蛟曾任该报社社长

胡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热心慈善公益事业。尤其热心在新马倡导体育运动,曾组织强虎体育会,并附设足球队、水球队、乒乓球队等,在新马多次获得好成绩;他也曾组织《星洲日报》篮球队,并在1949年商业杯比赛中获得亚军。他不仅参与组织体育比赛,也积极组织领导体育团体,推动新马体育运动开展。1949年末,在新加坡倡组马来亚华侨体育促进会,并当选首届会长。任职期间,积极推动会务,组织体育活动,推动了新马体育运动的发展。

胡蛟交也积极参与本地华人社团活动,服务本地华人社会。新如坡光复后,利用所主营的星系报,为民众呼吁,要求日本对战时日军对新马华人所犯下的滔天大罪予以公开道歉和赔偿。此外,与胡月梯等人发起召开永定同乡大会,复兴新加坡永定会馆,被推举为会长。在此期间,他推动会务发展,将会馆由董事制改为委员制,后又筹款将会所修葺一新,从而奠定了永定会馆今日之基础。他亦曾任虎豹兄弟有报公司董事、祟侨银行董事等职,是新马闻名之企业家。1984 年,胡蛟在新加坡逝世。

洪锦棠(1905-1982):新马资深报人兼名作家

洪锦棠(1905-1982),别号文庆,祖籍福建南安,是新马早期资深报人兼名作家,1905年出生于新加坡,幼时就读南安邑人于凤山寺创立的南明学校,从南明学校初小上完之后,转至福建会馆创办的道南学校升读高少直至小学毕业。1922年,曾前往中国福建省同安县的厦门大学深造。毕业后回返新加坡,先后在《叻报》、《星洲日报》、《新国民日报》、《南洋商报》等著名报社服务,在纸媒工作长达三十多年,由当初的法庭记者当到报社的采访主任职位。档案资料显示,1945年9月8日,新加坡南洋商报恢复出版复刊时,洪锦棠与曾心影、王仲广、丘衡近、徐民谋、毛以信以及李卓等是编辑部负责人。

洪锦棠,在新加坡南安会馆纪念特刊中,撰写了一篇有关南明学校的文章 。他回忆中写道:南明学校,当初的办学模式类似中国的私塾。当时的教职员只有四名,一位是留学日本的惠安人林睦宗老师,另位是张玉清老师,两位老师负责修身课(现称公民课)和国文课(现称华文课),而从台湾聘来的郑明善老师,则负责教导歌咏与体育课。英文课,初时由谢怡金老师当任,后来改聘林保真牧师的公子林天保负责教授。当年的南明学校,所有的课程都用闽南话教学,学生的学费为每月一块钱。

南明学校办了十余年就停办了。1956年,时任第24届执监委执行委员的洪锦棠倡议重办南明学校,他认为经常费由一般热心教育的社会贤达支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至於校址,可以不再凤山寺的侧廊,拆去现在凤山寺的马房打通寺前的旷地,如果建四至五层楼的校舍,可以收容学生千名以上。

洪锦棠一生热衷于文史研究,早在1948年就在《南洋学报》及1949年在《南洋商报》发表关于曹亚志的学术专文,被认为是最先发现曹亚志,受莱佛士委托登陆新加坡“先锋人物”的人。洪锦棠也曾于1951年在《南洋商报》发表“广福古庙发现反清复明”珍贵史料。据文史家吴华曾提起过,洪锦棠也曾撰写恒山亭的宝贵史料,可见洪锦棠对恒山亭是十分熟悉的。而他在1955年从报社退休后,就到南安会馆担任会馆座办(现称执行秘书),“恒山亭重议规约”1836年刻的木牌匾,有可能在那时候由洪锦棠带往南安会馆收藏至今。“恒山亭重议规约”这块古老木牌匾,原本悬挂于恒山亭,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学者陈育崧记录本地碑石文字时,说明当时此木牌匾已经留存在南安会馆的凤山寺内,是由洪锦棠送往收藏的。

虽然洪锦棠于1955年退休之后,就在南安会馆担任会馆座办(现称执行秘书),而且长期住宿在南安会馆管辖的凤山寺。但是,仍然受乡亲们推举为南安会馆的执监委成员,从南安会馆金禧纪念特刊与钻禧纪念特刊的记载,洪锦棠做过长达22年之久的南安会馆义务秘书。值得一提的是,现属南安会馆管辖的凤山寺,在上世纪初期乃原属全星南安邑人所共有的,曾设有信托委员会自行管理,但在三十年代初,不幸因[挂沙]问题而几乎流为私产。旋由侯西反等人向高等法院进行控诉,经法官调查历史、勘察石碑,判定凤山寺乃属全星南安邑人的公产,判归所有南安人,重新组织凤山寺信托委员会,重订凤山寺产业章程,呈请高等法院批准备案。第一届凤山寺信托委员会名单有:李光前(主席)、蔡三重、林深泽、林箕当、谢乌抐、梁文忠以及洪锦棠等七人。

洪锦棠的著作有报告文学:《劫后回忆录》(1946年出版)、杂文类:《无所不谈集》(1972年出版)。

林邦彦(1893 - 1986):社团卓越"甘草"人物

林邦彦( 1893 - 1986 ) 新加坡著名社会活动家,热心教育慈善的儒商,祖籍中国福建省永春县,生于中国大泉州圈,幼年受过旧式的私塾教育,熟读诗书,资质聪颖,秉性柔顺。先祖因经营木材业,才迁居泉州地区的德化,所以林邦彦是在德化县长大的。11 岁那年,只身远渡重洋南来新加坡,同其父和叔父会合,因其父和叔父早来新加坡经商。在新加坡后的第二年,12岁的林邦彦进入闽人合办的道南学堂受新式教育。

道南学堂系福建会馆创办的首间小学二等学校(即有初小与高小班级),时在大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堂址设在霸打鞋厂附近,首任总理为安和堂东主吴寿珍,校长为马征祥,道南学堂初时设有八班学生,以十二天干的甲、乙、丙、丁、戊、己、庚、辛为班次,最高者为甲班,次者为乙班,再次为丙班以此类推。据史料记载,当时就读甲班的有李光前,林渊源,吴达人,李进宋等;读乙班者有林邦彦、何葆仁、陈叶安、王景熹等;其他如林谋祺、林谋鸿、吴上远、蔡寿鼎等皆是道南学堂的初期学生。后来有胡载坤、马廷珏和回大陆任中国厦门海军司令的叶沧洲,都是道南学堂出身的。当时道南学堂的教学媒介语是闽南话,但其间亦有华语教学,教华语者是由一位姓蒋的满洲人担任。据查华族当时在石叻坡或星洲(新加坡的旧称)所创办之学校,即有潮帮的端蒙,广帮的养正,客帮的启发,梅帮的应新以及闽帮的道南。各帮所创办的学堂只收录自己帮内的子弟学生,后来闽帮的道南学堂率先打破帮别之隔膜,对别帮学童皆允收录,且在后教学媒介语改为华语。事后其他学堂亦效尤之,不再有帮别之分,这对往后华校的发展关系非常巨大。

大清宣统元年(1909年),当时的一批所谓马来亚侨生,应当时首任新加坡总领事官左秉隆的旨于提升南洋侨民中华文化水平的兴学运动,而且响应中国大清政府的呼召,回国求学深造。首批回国者有38人,道南学堂占有18人,即李光前、 林朝斌、吴达人、林渊源、吴应隆、李进宋、何葆仁、林邦彦、李澈壶、王景熹、陈叶安、刘福成、吴上远、蔡寿鼎、林谋祺、林谋鸿、胡载坤、马廷珏等人,由道南校长马征祥亲自保送至中国南京暨南学堂就读。其后胡载坤和何葆仁两位道南学生学成之后,继续前往英美两地留学去了。学后重返南洋者大有其人,18岁的林邦彦就回返新加坡,弃学从商。

年十八的林邦彦,即怀壮遊大志,从事经营商业,组织联合烟草有限公司,并担任经理一职。林邦彦勤慎耐劳,为人谦恭有礼,见识广博,经营有力,运筹帷幄,大展宏谋,业务蒸蒸日上,又因交游广泛,信誉卓著,而成为工商界知名人士。商余,同黄卓善、吕德火 、王吉士、王济堂、李玉荣、林允栋、林朝基、林汝勋、胡载坤等校友,参加由道南学校早期毕业生注册的“南庐学友会”,并成为“南庐学友会”的活跃分子之一,也是新加坡历史上最早举行文明婚礼的新青年。据知,“南庐学友会”成立之后,也为社会做了很多事情,例如发动募捐,救济灾民,贡献了不少力量。道南学校创办于1906年,而“南庐学友会”则于道南学校创校后的十二年,即1918年8月28日申请注册被获批准,“南庐学友会”一直维持到1955年新的“道南校友会”成立之后,才鉴于后继有人而自动结束会务,并向英属殖民地政府将注册撤消。记得,道南老校友林邦彦,曾经这么说过:道南校友要寻根,必须从南庐学友会开始,因为南庐学友会是道南校友会的前身,道南校友们的根,这种寻根包含了寻历史的根,文化的根,更是学缘的根。

赋性仁慈的林邦彦,公尔忘私,深明大义,处事老诚练达,又谦逊和霭,温婉亲切,虽致力于商务发展,然而富而不骄,为人急公好义,对当地慈善福利与教育文化事业,赞助和援助不遗余力,只求能帮上忙而不计名利,具有君子之风,仁人之德,历来为社会人士所敬仰。资料显示,人文历史档案福建闽林宗谱八卷,由林光裕和林邦彦等宗人纂修,福建闽林宗谱八卷是大清光绪二十四年的九牧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据了解,林邦彦这一生曾担任中华女子中学董事秘书兼监理,南洋女子中学董事,中正中学董事,南洋大学赞助人,同济医院董事,善济医社董事,同德书报社名誉会长,华人互助会名誉会长,中华总商会董事,长林公会理事长,林氏大宗祠九龙堂家族自治会名誉会长,永春会馆董事,福建会馆董事,中国暨南大学(新加坡)校友会名誉会长,介民学校董事财政,培群学校校董,快乐学校董事长兼产业信托人等华人社团的重要职务。提起快乐学校,其校名与办校跟娱乐界舞小姐有着密切的关系,快乐学校创办于1946年5月,发起人为在当时的“快乐世界”游艺场内舞厅伴舞的小姐,后来她们在芽笼一带组织了一个舞女协会,过后改名为快乐歌剧社,社长何燕娜和财政许千红两位舞小姐,非常关心社会公益,她俩及其他舞小姐为了许多失学儿童而萌起创校计划,当时还深获"快乐世界"游艺场的老板李玉荣(林邦彦道南校友)的鼎力支持,初期李玉荣老板担任学校董事长兼筹建学校基金委员会主席。1957年董事局改选,李玉荣出任名誉董事长,董事长兼产业信托人为林邦彦,财政为另位林邦彦的道南校友吕德火担任。在新加坡教育史上,舞小姐办学校也只有这一遭。

1937年的中国“七七”芦沟桥事变,一介儒商的林邦彦,协助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举办义卖献捐等义举。1945年太平洋战争和平之后,新加坡各校纷纷复办,或者创设新校。唯独特殊教育,如聋哑学校却没有人问津,当时的著名侨领林庆年有鉴及此,即号召亲朋戚友,组织华侨聋哑学校于后港六英里。林庆年担任学校董事长,林邦彦则担任董事财政。

1984年,新加坡暨南校友会四十四周年纪念特刊上,记载了林邦彦生平事迹的一篇文章,称善良的林邦彦实为社团“甘草”的仁慈长老,说他在过去数十年当中,被众多社团推选出来担任重要职位,固然是因为林邦彦个人德高望重,同时也因为他是位没火气,一派随和,处理事情平心静气,临危不乱,可以调和各派人的意见,使会议中的“干戈”转化为“玉帛”,安然渡过危机难关的能者。文章提及的“甘草”,乃中药之一种,有特殊甘味,可调和苦辛的药剂,给病患易于吸食,且不发生副作用。因此,中医师诊病处方,便少不了这一味甘草,以调和药汤的味道。暨南大学另位林邦彦的学友黄连山说,林邦彦是担任暨南大学新加坡校友会会长任期最长久的一人。最初,暨南大学新加坡校友会的会所,是借用林邦彦的公司办公室,而且为时好多年,后期林邦彦才升任为名誉会长。黄连山称赞林邦彦本性良善爱护校友,有事求他,总是尽力而为,其亲切诚恳,是他对每位学友的亲善态度。虽然那时候林邦彦已经很高龄了,但是每当要他出力的时候,总是不辞辛劳全力以赴,真堪为后辈校友们的表率。

1986年,道南校友会老校友林邦彦,不幸魂归道山,谢世于新加坡,享年九十三岁,遗属众多、满门俊秀、兰桂腾芳、积善余庆、福报正长、哲人其萎,中外咸深哀悼。

姚紫(1920 - 1982):优秀作家兼名报人

姚紫,原名郑梦周(1920 - 1982),祖籍中国福建省泉州地区晋江市安海镇,是位新加坡早期优秀的作家兼著名副刊及杂志著名编辑人,擅长小说、评论、杂文、新/旧体诗歌、散文、散文诗,常用的笔名有姚紫、黄槐、贺斧、欧阳碧、向阳戈、唐兮、符剑、西门凤、司徒然、胡茄和黑浪等等,郑梦周年青时毕业于海疆学院史地系,曾任中国厦门<江声日报>副刊编辑,由于经常撰文抨击当时的中华民国国民党政府而被通缉,但是郑梦周曾言他从未参加任何政党来同执政党政府对抗。1947年年底,郑梦周决定乘搭客轮“万福斯”号南下,抵达马来半岛的南端,古称“石叻坡”的新加坡,那一年郑梦周才廿四岁。

笔名姚紫的郑梦周,初临新加坡时在教育界服务,1948年和1949年这两年先后在新加坡闽籍人士开办的道南学校和晋江学校执教。前公教中学校长,也是新加坡文艺协会前会长的叶昆灿,曾是道南学校校友,在其著作<我的回忆80“略明”>一书中,写到1948年叶昆灿的父母送他到坡底的道南学校就读,那时是插班在高小五年级,姚紫是叶昆灿的小学华文老师,那时候郑梦周刚从中国来到新加坡,脸颊有着稍微乌黑的年青老师,很肯为学生们搞壁报什么的,而且会讲一些战场的故事,还有说说抗日事件给同学们听,跟着又要班上的学生,每人带两本书到班上,存放在课室内的书橱轮流借阅。郑梦周老师还经常带学生到现在的书城那儿的书店,让学生个自选购二册为限的故事书,但是选好之后要经他同意才可以买下。可惜在校的那段时间,叶昆灿不知道郑梦周老师就是大作家姚紫,也不知道他就是<秀子姑娘>和<乌拉山之夜>的作者。当叶昆灿知道郑梦周老师就是大名鼎鼎的新加坡优秀作家时,那是叶昆灿上中学以后的事情了。

1949年,笔名姚紫的郑梦周出版了他的中篇小说<秀子姑娘>,此书出版之后深受追棒颇受佳评,认为<秀子姑娘>中篇小说具有反日抗敌的历史意义,一个月内连售三版共1万6千册,成为新马华文文坛空前的畅销小说。姚紫也因此而一举成名,就此转行入<南洋商报>这家报馆从事副刊编辑工作,主编<家庭与妇女>版、编辑文艺副刊<世纪路>、 <星期六>杂志以及<文艺行列>月刊。同时,姚紫也兼任了<南方晚报>副刊<绿洲>的主编。这段时间 , 姚紫亦十分勤奋的书写了多篇小说,其中有篇小说<咖啡的诱惑>,曾由闻名的邵氏电影公司拍摄成电影。

1953年为专心从事文艺工作,姚紫离开了服务四年的<南洋商报>,自己创立了一家文艺报出版社,出版<文艺报>月刊,<大地>十日刊,<九月的风>丛刊等等。1959年姚紫主编了一系列的朝花文艺丛书,亦曾受邀到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担任<钟声报>的编辑。可是基于种种复杂因素,这些刊物很可惜地昙花一现,难逃被停刊的险恶命运。停刊那段时期,姚紫的生活顿时陷入拮据窘迫,唯有于1959年,不得不在来往新加坡与印尼的轮船上工作,当一名船上水手以维持生计。

1963年生活比较稳定的姚紫,对酷爱文艺的心又重新燃起,组织了天马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了一系列的文学作品。在1965年和1967年之间,姚紫先后出版了<天马杂志>月刊和<华报>周刊。但是这两份期刊面世后不久,就宣告停刊。也因为这样,姚紫灰心地停止了他的出版活动,而一心一意专注在文艺创作这条道路上。1969年,姚紫应聘担任<新明日报>文艺副刊<新风>版的主编,期间颇受报馆器重,工作直到1977年5月31日才离职,总共为<新明日报>这家报馆服务了八年之久。在<新明日报>主编文艺副刊这段期间,姚紫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年轻写作人。

1981年,胸襟宽大的姚紫,受邀担任新加坡文艺协会编务顾问,据知其先后出版的著作,计有小说:<秀子姑娘>、<乌拉山之夜>、<咖啡的诱惑>、<阎王沟>、<风波>、<半夜灯前十年事>、<没有季节的秋天>、<马场女神>、<窝浪拉里>、<萍水记>、<九月的原野>、<潜龙记>、<新加坡传奇> ,散文:<情感的野马> ,评论:<西楚霸王项羽> ,杂文:<黑夜行>等等。1982年2月18日姚紫因喉癌病逝于新加坡,享年62岁。姚紫一生都在为文艺事业呕心沥血,在辞世之前还特立遗瞩并委托笔名吴蒙的吴俊刚(国会议员),笔名林北的林范平(儒商),笔名李向的张道昉(报人)等文艺圈好友,将其遗产(组屋和股票)变卖而成立文艺基金,赞助本地写作人出书,姚紫文艺基金共赞助出版了约50本专集。报人李向也整理姚紫遗稿及剪报,辑成九个集册出版。1997年12月,新加坡文艺协会由副会长刘笔农主编,出版了<姚紫研究专集>,全书厚达319页。后来,新加坡文艺协会又于1999年11月出版了<姚紫小说选>。此外,经过中囯文友杨越的大力推荐,中国漓江出版社及鹭江出版社,曾先后为姚紫出版个人选集,认为姚紫是新华文坛富有成就的优秀前辈作家之一。另外,中国重庆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携手合作出版了一套<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共53卷,其中东南亚卷约50万字,收录华文佳作九篇,新华小说家姚紫的中篇小说<秀子姑娘>和短篇小说<窝浪拉里>,是九篇华文作品中的其中两篇,堪称新华文坛之荣光。所以说,姚紫虽然走了,但他却为新加坡华文文坛(新华文学)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林婷婷(1940 - 2016):双手作画的杰出艺术家

林婷婷 (1940-2016),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出生于新加坡一户饱读诗书的家庭,家中排 行老三,二十一世纪初因患胰腺癌而逝世在新加坡,可说是道道地地的新加坡客家人,祖籍为中国广东省梅县人。父亲林建,早年就读予上海中国公学法学专业;母亲张秀莲,虽是马来亚侨生,却是当年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留美博士胡适的学生。林婷婷的双亲,后来一起东渡扶桑,在日本留学。居星时期,与本地文教界人名士交往密切,例如:旅星的作家郁达夫,艺术家刘抗及施香沱等人。据知,林建夫妇曾携手创办<风光>为名的休闲杂志。

第二次世界战争爆发后,林婷婷的双亲从中国大陆南下马来亚的首都吉隆坡,投身教育事业。而后举家南迁至星洲(亦称新加坡),并于1940年生下了女儿林婷婷。林婷婷小时报读道南学校,中学毕业于克信女子中学。课余,由于对艺术文化产生浓厚兴趣,父母见之,特为她报读本土第一代画坛先驱林学大创办的南洋美专,师从南洋画风的锺泗滨学习西洋绘画,展现出林婷婷的艺术天赋,而且还是罕见的应用左右手进行绘画和书法创作的艺坛能手。

1965年的时候,正值新加坡宣布独立,也是林婷婷大专毕业于新加坡理工学院之后,进入建屋发展局从事绘画工作。林婷婷的夫婿梁华栋,亦是位建筑设计师。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加坡建筑业发展神速,梁华栋抓住时机,果断地开创自己的公司,并游说妻子林婷婷共同发展自己的事业,因为林婷婷拥有良好的美术基础,对梁华栋的建筑设计和工业设计工作有着很大的帮助。

热爱艺术的林婷婷,利用在绘画大赛中获得奖金及储蓄的钱,趁休假就前往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拥抱艺术,实现嗜艺梦想,永不言倦。林婷婷一生没有停止对艺术的追求与学 习,拥有中英双语文教育背景的她,早年在南洋美专专攻西方艺术,师从鍾泗滨,上世纪六十年代受教于对传统水墨大胆创意的陈文希,至七十年代追随过齐白石及门弟子郭大维,此外,林后婷婷也曾同父亲林建拜访台湾艺术大师张大千,受到张大师的指点与启示。

据了解,画评家认为林婷婷的作品,有着以西方创作技巧,增强中国国画的表象能力,创作时笔力遒劲且气势非凡。天赐艺术才华洋溢的林婷婷,让自我生命一路上有着艺术光环的照耀。林婷婷一生热衷艺术,晚年却一直被病魔缠身,后期病情急转直下,没法战胜癌症,最终于2016年离开人世间,享年76岁。

林婷婷的夫婿梁华栋说,虽然知道妻子林婷婷的健康已经在每况愈下中,依然祈祷她能够坚强地康复,可是她的离世仍令人惊讶,因为林婷婷是我生命中留下印记的人,使我无法忘怀。梁华栋认为林婷婷的逝世,在新马美术界来说,可说业界的一大损失。